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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为违法不是导致公民死亡的全部原因,也因按责任比例赔偿

2017-04-14 14:22:36 来源: 本站

 

一、案件基本信息
    1.判决书字号: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621行终2号。
    2.案由:计生行政管理及行政赔偿。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余顺秀、郭正才、郭正兵。
委托代理人:张剑萍,云南西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巧家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
法定代表人:刘永顺,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泽勇、刘邦海,系巧家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
被告(上诉人):老店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陈华,系该镇代理镇长。
委托代理人杨云秋、胡运凯,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基本案情
2013年7月28日,巧家县老店镇营上村村干部杜玉勇等三人,依据巧发(2006)15号文件、巧办发(2006)29号文件,到马家坪社开展计划生育工作,途中遇到郭兴聪便要求其去做节育手术,郭兴聪提出要回家拿衣服和烟叶,三名工作人员便跟郭一起到郭家院坝内等候,郭先后两次分别进入两个房间,出来后准备随杜等三人前去实施手术时,被郭的二叔郭存高拦住,此时郭兴聪蹲在房屋拐角处口吐白沫,杜玉勇三人见状便离开现场,并商议“如果镇上的领导和公安机关问起就说我们三个从郭兴聪家离开的时候,郭兴聪是好的,没有发生什么异常”,之后郭兴聪死亡。经鉴定“郭兴聪系敌敌畏中毒死亡。”2013年9月4日,巧家县公安局以“无犯罪事实”为由,向三原告送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三原告拒绝签收。2015年1月12日三原告向二被告提交书面行政赔偿申请,二被告未作出任何处理,三原告遂起诉至法院。
另查明,郭兴聪、余顺秀夫妇共生育两个子女,即原告郭正兵,案发时均已成年,余顺秀47岁,郭兴聪59岁。2006年3月1日至2013年7月28日,被告巧家县老店镇人民政府、老店镇营上村两委干部曾做过郭兴聪、余顺秀夫妇的思想动员工作,但并未将郭兴聪夫妇列为重点工作对象,亦未向郭兴聪、余顺秀填发过实施节育手术书面通知书;此期间内余顺秀每年均参加查环查孕工作。
原告余顺秀等三人诉讼请求:一、判决确认二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95186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共计1051860元。
被告巧家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辩称,其不存在具体行政行为,不应承担郭兴聪死亡结果的赔偿责任。
被告老店镇人民政府辩称,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郭兴聪夫妇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对象;杜玉勇三人作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协助镇政府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符合法律规定,三人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无殴打、虐待以及其他违法行为;郭兴聪的死亡结果系其自身原因造成,与具体行政行为无因果关系,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原告身份证,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任免文件,国家赔偿申请书、邮政专递存根,巧发[2006]15号文件、巧办发[2006]29号文件,巧家县计生局调查营上村支书杨富荣笔录,老店镇营上村民委员会和巧家县公安局证明,公安局接处警记录、询问原告及相关证人笔录、局现场勘验检查记录、尸体检验鉴定书、毒物检验鉴定报告、不予立案通知书。
    三、案件焦点
    1、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认定;2、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不是公民死亡的全部原因,行政机关是否应当赔偿。
    四、法院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老店镇政府有权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查处,村干部杜玉勇三人在协助镇政府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过程中的行为应由镇政府承担法律责任。被告巧家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没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老店镇政府未提提供证据证实余顺秀夫妇属于计生对象,相反巧家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提供的证据证实余顺秀每年都参加查环查孕;同时杜玉勇三人没有及时救助郭兴聪,而是擅自离开现场,故被告老店镇政府的行为没有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死者郭兴聪是完全行为能力人,被告老店镇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不是导致郭兴聪死亡结果的唯一原因,综合考虑本案损害发生的过程,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在死亡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被告老店镇政府赔偿三原告郭兴聪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的20%,共计209516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判决被告老店镇政府将郭兴聪作为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结扎”手术对象,于2013年7月28日到郭兴聪家要求郭兴聪实施“结扎”手术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向原告赔偿209516元。
余顺秀等三人、老店镇人民政府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五、法官后语
首先,行政行为确认违法的判断标准。
一是针对重大法益是首要条件。引起行政赔偿必须是针对生命、身体和重大财产的损害。
二是行政机关对损害结果的预见性和避免可能性。法官必须根据案件当时的事实状况和行政机关的认识程度等来认定行政机关对于该危险是否具有预见的可能性和避免的可能性。本案中行政机关在决定何种人群属于计生节育手术的对象时,首先要考虑的何种人群不适宜实施计生节育手术,这种“不适宜”不仅包括生理上的,还包括根据个人实际(如家庭状况、精神状态等)不可能再生育后代的人群。行政机关对损害结果具有预见性和避免可能性而没有预见,在履行职权过程中其对具体危险的出现有义务进行避免而不避免(如采取措施防止计生人员为完成计生工作任务数而侵犯公民权益),则可以认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其次,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
一是“关联”性的认定。只要行政行为与损害的发生有关联,不管其本身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还是损害得以扩大的外部条件,都应当认定存在“因果关系”。
二是“多因一果”情况下的比例划分原则。国家赔偿法立法本意并非不分个案的具体情况,不分责任大小全部由被告方承担。正确的理解应是:受害人的损害完全是由行政机关违法行为造成的,行政机关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受害人的损害发生是完全由其故意行为造成的,行政机关则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对“因果一多”的情况,行政机关只对其违法行为造成的那一部分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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